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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心给力] 无法抹去的农友情怀 ----旅港加钗知青夏国基的岁月追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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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28 20:34:53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仙寓山 于 2019-1-28 20:43 编辑

      无法抹去的农友情怀 ----旅港加钗知青夏国基的岁月追忆 2008 年五位加钗农场知青在香港的合影。 (左起:宋文琪、张穗强、苏哲光、韩继光、夏国基) 与自己有数十年岁月情谊的夏国基兄永久离开了我,消息传来一度神志恍然。夏国基曾与我一起在海南加钗农场上。

   

        
2008年五位加钗农场知青在香港的合影。(左起:宋文琪、张穗强、苏哲光、韩继光、夏国基)

  与自己有数十年岁月情谊的夏国基兄永久离开了我,消息传来一度神志恍然。夏国基曾与我一起在海南加钗农场上山下乡,一起移居香港在异乡拼搏,一起为知青文化事业合作共事,他的离别令我深感悲痛,一时难以接受。知道夏国基兄近年一直身体欠佳,疾病缠身,曾入住多家内地医院,大家都很牵挂他,各方友好经常探望。夏国基性情开朗,为人乐观,重病期间坚持写作,常用微信与我交流,香港知青联这几年庆典活动的舞台背景投影,都是他亲自设计的,成效颇佳,赢得盛誉,故他突然离世不少人都感到意外。
  
  2019年元旦开始,夏国基病情明显恶化,一月中旬传出病情加重的消息,引发旅港知青高度关注,其旅居澳洲的两个弟弟闻讯紧急赶回广州。
  1月19日,太太梁永坤告知我夏国基已处病危,商讨如何回穗探望,我心弦顿紧,曾把此讯转告在穗的加钗农友黄伟源。
  1月20日,在穗退休的原香港中联办社团联络部部长、原海南南田农场广州知青郭铁生前往医院探访,一度传出夏国基病情好转消息,说他能认出刚从澳洲赶来探望的弟弟,大家心稍宽慰。之后夏国基病情急转直下,在穗的香港知青联副会长、原广州华侨补校知青黄昆明1月20日下午,1月21日上午与粤海知青两次前往探望,那时夏国基已不省人事。
  1月21日下午三时,身为香港知青联秘书长的广州知青冯朝隆、知青联文化艺术团负责人之一的广州知青梁永坤、艺术团成员黄伟国三人赶到医院病房,见到夏国基太太,那时夏国基未见异常。到了下午五时,护士例行为夏国基量度血压,发觉血压全无,紧急注射强心剂等待亲友赶到病床,此刻三位旅港农垦知青一直在病床旁陪伴夏国基太太,各位亲友陆续赶到医院。那时我正同加钗农友黄伟源频繁通微信,商讨近日如何一起去探望,着他落实该医院地址和如何前往。其时接到太太梁永坤发来微信,说夏国基情况很不妙,你们可能来不及探望了,我俩便停止磋商,静观其变。
  晚上七时之后,收到梁永坤传来夏国基已经病逝消息,以及夏国基亲友对后事处理的意见。闻讯后赶紧用微信转告黄伟源。那时我还不敢承认这是现实,心绪烦乱,双手颤抖一度无法掌控发信手机。
     
  夏国基兄的离世确实令人意外,事发后全国各地知青朋友发来许多照片文稿,回顾他们与夏国基曾经相处的岁月,显示夏国基多年来积极参与知青文化事业,与不少地方的知青朋友结下深厚情谊,读后令人感动。这两天收拾心情翻出夏国基各时期一些照片文稿,回顾数十年自己与他的交往岁月,忆昔思今,感慨万分。提笔之际,夏国基各个时期的身影面容,又一一涌现面前。
   
  我和夏国基都是1968年底上山下乡到海南加钗农场的广州知青。他是原广州24中的老高三,我是原广州二轻中专的毕业生。我在加钗农场下乡7年,除短时间到场部帮助工作外,一直都在十队。加钗十队地处中线国防公路旁边,紧贴琼中县城营根镇,生活和交通十分方便。营根镇内那座唯一的两层茶楼,晚间是我们十队知青的天堂,这是我一直不愿离开十队的原因。夏国基在加钗生活的时间比我长一些,他来场初期分在八队,后来因表现出色,能说会道,先后调往多个单位,包括在加钗中学当教师,在场部机关当宣教干事等。我长期担任十队文书,连队文书的职责那时要常来场部办事,因此结识了很多场部机关的知青,其中以后勤处管工资和粮油的安景萱,生产处管生产统计的叶倚静,政治处管宣传报导的黄广龄最为熟悉。这是他们的职责与连队文书联系较多,而且都是广州人,语言和习俗相通之故。我在加钗很早就知道夏国基的大名,但接触机会不多。夏国基是加钗农场广州知青中的佼佼者,他能写文章,会画漫画,会写诗作词,擅长写美术字,还能刻一手工整漂亮的钢板,称得上是多面手,在加钗有点知名度。尽管我与夏国基没有工作上的联系,但由于他是广州人,场部办事的空余时间也喜欢去找他闲聊,但就远不如安景萱、叶倚静、黄广龄、黄伟中、梁振、钟英这些场部广州知青那么多。
  夏国基在加钗农场给我最大印象是“好好先生”,因为他一副深度的眼镜和斯文消瘦的个头,早早给我留下老师文人的形象。夏国基给我留下的另一个印象,是他两个弟弟夏成业、夏沛霖也是加钗知青。他们三兄弟开始都在八队,后来先后调往不同地方,表现都很出色,被称“夏家三杰”。与夏国基相比,夏成业、夏沛霖在加钗为较低调,我同他们也曾有过交往,感觉他这两个弟弟都不错,性格开朗,平易近人,也容易交朋友。回城后夏国基、夏成业、夏沛霖三兄弟的机遇很不同。夏国基曾任职广东省总工会,担任过省总宣传部的科长,后来调任深圳工人文化宫主任,属于平调。由于夏国基是香港出生的,拥有“香港出世纸”,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实施改革开放后,放宽合资格人士出国,夏国基不久便籍“香港出世纸”来港定居。我是1990年凭夫妻关系单程来港的,来港后见到夏国基方知他已居港数年。夏成业、夏沛霖是广州出生的,回城后一直在穗工作和成家,两人事业发展顺利,退休后双双移居澳洲,在澳安度晚年。我读中山大学时班上有一位任职省总的同学,当年曾是夏国基的手下,曾对我盛赞夏国基待人诚恳,业务能力很强,数年前我与这位学友相逢时,他已退休享正处级公务员待遇。当我们谈起夏国基时,他还说如果夏国基一直留在省总,地位绝对在他之上。人生变幻,归宿难寻,这是一辈子说不清的话题了。
   
  夏国基天资聪慧,勤学过人,他是加钗知青中最早涉足电脑技术的人,并掌握高超的网络技术,这方面我无法和他相比,却受他影响最大。我来港后的际遇算不错,初期担任了《大公报》财经记者,后来任职香港经贸商会的总干事,一直干到退休。因工作上长期有专人为我排字打稿,故一直没有学习电脑的动力。夏国基却不厌其烦地劝我要“扫电脑盲”,说时代变了,不能永远“一笔走天下”,并教会我如何用电脑高效打字与处理照片。今天,眼前这部手提电脑已为我出版了四部着作,成就了自己晚年的作家梦。我的电脑中保存着一批夏国基的岁月照,是他最早学会编印电子照片集的素材。夏国基编印的这本加钗照片集曾在深圳给我看过,其中一些电子照就是他教我使用电脑时获得的,如今这些照片已成我对他的思念之物。
           
▼四位加钗农场知青在深圳相逢。(左起:夏国基、韩继光、林勇、张穗强)
   
        

  ▼这张夏国基与两个弟弟在连队茅草屋檐下的合影,是夏国基生前最喜爱的“夏家三杰”珍藏,是我向他学习电脑扫描时所获。照片折射出当时加钗知青的生活环境和精神风貌。
  左起:夏成业、夏国基、夏沛霖。


        
     ▼这张夏国基在连队为知青冯启基的理发照片,也是夏国基生前喜爱的加钗岁月照。我不认识冯启基,他如能看到这张照片会备感亲切。夏国基有良好的理发技术,加钗时期经常帮知青和老工人理发,回城后继续为家人和朋友理发,勤俭持家,乐于助人,令人敬佩。
   

  
         
这张夏国基(前左2)与加钗中学教师参加修建水利工程的合影,也是夏国基生前珍爱的照片之一,是加钗中学教师的岁月经典。

          

        


 ▼这两张夏国基参加连队搭盖茅草房的照片也十分经典,既展示了加钗时期夏国基“文弱书生”加“拼命三郎”的形象,也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琼中加钗的岁月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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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28 20:38:41 |显示全部楼层
      由于种种原因,夏国基移居香港多年来发展一直欠佳。作为同是移居香港的海南加钗知青,我与夏国基在香港交流甚多,很了解他的处境,也理解他的感受,我曾尽力相助,但无成效,很令人遗憾。夏国基能说会写,多才多艺,来港后曾经尽力拼搏,按理说应该有发展空间,无奈际遇不就,时局难饶,在严峻的异乡环境和排外思潮之下,夏国基和许多大陆旅港新移民一样,无法发挥自身的专长。夏国基抵港初期曾在中华巴士公司当职员,后来在粤海旅游属下一家酒楼任公关经理。夏国基来港后的工资收入不高,加上家人不在香港,没有香港住房,日子一直过得拘谨。我在《大公报》担任记者时常请他一起午膳,他很羡慕我的工作,希望也能来《大公报》。为此,我曾专门以夏国基的公关经理身份,邀请香港著名左派人士、原香港立法会主席曾钰成的弟弟曾德成到那家酒楼午膳与夏会面。曾德成那时是《大公报》总编辑,后来又任特区政府的民政事务局局长,他一向对我十分赏识。我知道报社记者的入职要求较高,建议可否吸纳夏国基来《大公报》从事发行之类工作,当时曾德成也说可以考虑,但后来就不了了之。

  夏国基来港后从事过多份工作,因种种原因都未能长久,一度要在深圳家中闲居。本世纪初,一家有内地统战背景的机构来港注册成立了“香港国际商学院”,与港台学者合作在内地培训高学历的企业管理人才,一度生意火红,先后在广州、上海、东莞等地开班设点。当时我获聘为该院授课并出任副院长,当获悉准备在深圳设点及在深招聘管理人员后,立即向学院老板推荐夏国基。学院老板亲自到深与夏面试后,当场聘请了他,更盛赞夏国基条件理想,不仅胜任教学管理,更有利拓展深圳的企业培训市场。该院在深圳开班后进展顺利,成功招了几期学员,令夏国基如鱼得水,全力以赴,一度大展拳脚。后来因当局限制社会的非院校型学历班,深圳办学点被迫撤销,夏国基要再度失业。夏国基在香港没有稳定工作,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才华天赋无法发挥,是影响他晚年生活和健康一个原因。

 

  2006年10月香港知青联的成立和发展,是夏国基人生道路的重大转折,也是他理想实现和人生追求的高峰期。这段岁月为夏国基带来新的满足感,是他最开心的时光。作为香港知青联发起人和最早的三位注册人,我和原《香港商报》广告部总经理的广州知青伍世扬,以及原海南省政协常委兼旅港海南同乡会理事长、首任至今的知青联会长韩阳光,见证了夏国基知青文化事业的岁月辉煌。

  

  香港知青联筹备时期,我和伍世扬作为发起人和正副秘书长,最早提名并经会长韩扬光同意的3位副秘书长,是夏国基、骆少伟、陈超毅,他们是大家公认出色的旅港知青文化人。由我们5位广州知青组成的首届香港知青联秘书处,是筹备成立知青联的重要力量,副秘书长夏国基更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作为知青联的首任秘书长,要负责繁重的文件起草、议程安排、公关联络、会场布置、会议主持等工作,此间夏国基为我承担了很大工作量。成立大会前几天,他在深圳家中夜以继日为我打印会议文件,按我要求联络各方人士,并协助海南嘉宾经深圳来港。成立大会当日,他一早就从深圳赶到港岛北角的会场,负责接待处的各项工作。大会开始后,我作为主持人在台上主导的每一项议程,都要夏国基在台下全力配合,他俨然成为一个“舞台监督”,令成立大会圆满成功。自那时起,我就深感夏国基的知青情怀是那样深厚,他的才能得到充分发挥,引起了大家重视,我和他的关系也更趋紧密,“加钗情怀”从此谱写了我们知青文化的新篇章。

   

  2009年香港知青联理事会举行换届,因和知青联主要负责人理念不合,我辞任了秘书长,只保留顾问职务,淡出了知青联核心层,不再参与新一届理事会实质工作,专责自己的写作研究。此间,我向夏国基倾吐了内心想法,他表示理解,也尊重我的选择。在此前后,几位和我一起参与筹备知青联的副秘书长,也陆续离开了,只有夏国基继续担任副秘书长,后来还担任了副会长,更加积极参与知青联的工作,他的工作能力和水平也得到大家肯定。香港是一个很现实的商业社会,社团运作需要庞大的经费支持,一些重大的社团活动更要商界人士另行解囊。夏国基由于没有工作收入,没有香港住房,要长期为香港知青联服务需要得到一定报酬,这对知青联的有限财力构成压力;而要夏国基无偿为知青联工作,也确实对他有一定困难。夏国基、知青联在这方面的尴尬,令我感到无奈。香港多数社团都没有受薪的专职人员,都是由会员无偿工作的。我任职的香港经贸商会财力也不宽裕,但我作为商会总干事从未忧虑过报酬问题,因为我本身是会长企业集团的高级职员,我是以会长的集团董事长助理这一特殊身份来服务商会的,故我的工资福利不仅在公司得到保证,会长老板还安排了专门职员为我提供协助,并授权我需要时可调配集团的人员和车辆。我这种工作条件显然是很多香港社团尤其是知青联不能相比的,故如何让身在深圳而且经济环境欠佳的夏国基能服务好知青联,曾令知青联的商界知青为难,夏国基因此受过一些委屈。我获悉后颇感焦虑,曾尝试为他作过努力,但无成效。香港的商业化社会很严峻,这是现实了。

   

  这些年内地各省市的知青文化事业蓬勃发展,各类知青论坛、演出、交流活动甚多,唤起了夏国基的极大热情,他凭籍深厚的知青情怀和自身兴趣积极投身其中,也常代表香港知青联外出参加活动,结交了各地不少知青朋友。我辞任知青联秘书长后以香港作家身份也常应邀参加这类知青活动,在多个场合与夏国基碰过面,了解到他一些情况。经常外出参加这类知青活动是要花费一定资金的,这对夏国基自然产生经济压力。后来夏国基获聘深圳一家旅游文化公司并获老板重用,令其可利用参加各地知青文化活动的机会,组织各地知青来深圳演出交流,同时也组织港澳旅游,把知青文化交流和公司旅游业务有机结合,令夏国基走出一条全新的事业发展之路。正是在这段时间里,在公司老板的授权和支持下,夏国基在深圳成功策划组织了多项全国各地知青的大型文艺汇演,成功组织了多批知青朋友来港澳参观旅游,取得了一定成效。这段时期的夏国基热情高涨,废寝忘餐,倾情投入,充分展示了他出色的协调能力和组织才华,各项聪明才智得到充分发挥。这段日子是他人生事业的巅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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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28 20:39:09 |显示全部楼层
      由于组织跨地域的大型文化活动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令夏国基组织这类活动时常遇到一些困扰;同时如何平衡知青文化交流、知青旅游消费之间的关系,也令夏国基备感压力。这段时间里,我陆续听到包括香港和内地知青朋友的一些意见,与我相识的内地知青也曾向我反映相关情况,令我深感为难。有一些内地知青以为夏国基是商界大老板,对他有过高的期待,导致出现一些误解,我只能委婉向朋友们作解释,也提醒夏国基需要更谨慎稳重。记得2013年我到珠海参加著名知青作家、原新华社记者刘昕组织的《后知青时代》新书发布会,在这次会上我又见到夏国基。他当时到会是为将在深圳举行的一场大型知青文艺演出作宣传推介,获悉他担任了活动的总策划、总导演、总指挥。当时我看他两眼通红,脸露疲态,晚餐时专门找他倾谈,了解他组织这场活动有怎样的工作团队,身边有什么人相助,交谈中感觉他是独力支撑,压力甚大,心很不安,再三叮嘱他务必量力而行,保重自己。记得一位熟悉他的东北知青曾对我说过,夏国基有明显的“透支”情况,希望我多关心他,我听后备感无奈,更觉心伤。事实上,很多旅港知青都知道夏国基的困难与实情,一直默默支持着他。他在香港、深圳组织的多场大型知青文化活动,知青联多位领导都有出席并提供过实质支持。太太梁永坤带领知青联文化艺术团的广州知青,曾多次前往深圳参加夏国基组织的大型文艺演出,并为他的组织策划提供过帮助。夏国基患病后,知青联的成员十分关心,经常前往探望。夏国基入住内地医院的治疗费用高昂,身为香港保险公司经纪的知青联成员梁德坤(梁永坤的亲妹妹)为其积极奔走,尽力争取最佳的医药费报销结果,以减轻他的经济负担。旅港知青们一直以来的默默支持,夏国基内心是很清楚的。

   

  夏国基病危期间,正值济南知青学者游济荃老师的岁月之作《风雨七十年》在我名下出版社出版。我为该书写的序文中,曾高度赞扬这位在西北边陲度过13年蹉跎岁月,回城后奋力考入大学,走上讲坛,改写自己人生的成功知青朋友。我更欣赏她退休后或歌舞伴身,或笔耕为乐,或云游天下的幸福晚年,比喻此为“老年知青的生命之舟驶入晚霞中的港湾”。然而我此刻我却想,如果夏国基的晚年也能象游济荃老师那样该多好啊,然而他的人生道路却那么飘摇动荡,他的夕阳岁月那么风雨沧桑,让他留下那么多遗憾,让他早早离开我们,实在令人心酸。夏国基多才多艺,一生充满抱负,希望展露才华,抱效社会,但却机遇欠佳,无法如愿。我公开对太太梁永坤和身边亲友表示过,夏国基在香港如果也担任报社记者,也担任商会的总干事,他一定干得比我好,对社会的贡献一定比我大。但上天没有给他机会,让他晚年要奋力挣扎,要“透支”拼搏,想到这里内心便感慨万分,悲情四溢!

  事实上,夏国基的晚年生涯早就开始令我反省,他的过早离世引发我对知青夕阳岁月的深思。我们这代人已到花甲晚年,欲速不达,力不从心,是大势所趋,老知青们的身体健康,比任何时候都显得重要。为此我寄语一些知青领袖们,未来组织各类活动尤其是跨地域的大型文化活动,需要面对现实,需要量力而行,需要考虑自己的承受能力。因为已经离开社会建制的知青老人,在缺乏行政资源和政府支持下组织大型知青文化活动,是要面对很多困难的。我也寄语经常参加文化活动的知青朋友们,要体谅组织者们的辛劳与付出,由退休老人策划组织的任何知青文化活动,都要面对巨大压力,都无法做到完美。此刻,我想起社会上有多少象夏国基生前那样需要得到理解和关爱的老知青,他们今天的实际境况究竟怎样,实在需要大家深思。此刻我还想起自己的知青挚友王家林兄。他作为扬州知青联谊会的当家人,一位有风骨、有正义感的知青作家,多年来致力研究知青养老,敢于批评当局滞后的养老政策,关注今日贫困知青、弱势知青的健康问题,呼吁社会关爱知青老人,重视知青养老。我真是很敬佩王家林兄一直以来的胆识和执着,所以致力把他撰写的大量养老文章推荐到港澳发表,希望唤起媒体对他养老研究的重视。事实上,今日社会需要更多王家林这样的有识之士,需要更多人关心爱护夏国基这样的老年知青,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才会和谐,我们的民族才有明天。


                                                                 
                                            作者张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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